编者按：四月中旬，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北海公园管理处、活字文化等协办的“中华文化新读”丛书暨“快雪论坛”启动仪式在北海公园快雪堂举办，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发言，生动讲述了梁启超与快雪堂的一段往事。
假如你逛北海公园，走到这个地方，首先想到的，是清代的快雪堂，还是民国的松坡图书馆，抑或当下的快雪堂书法博物馆？这取决你何时“到北海去”。
快雪堂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5年），东西两侧的游廊内嵌有晋代至元代二十位书法家的八十篇墨迹石刻四十八方，其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与乾隆皇帝的《快雪堂记》最为著名。快雪堂虽年代悠久，但这里原先是皇家园林，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1925年北海公园正式对外开放，普通人才可随意游览。而在北海公园开放之前，1923年，此处改为松坡图书馆。1949年春，松坡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快雪堂回归北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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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注存世仅27年的松坡图书馆，还是两百多岁高龄的快雪堂，抑或年幼的快雪堂书法博物馆，除进入北海公园的年代，也取决于你的职业与学术背景。一般游客、书法家、文学家、文史专家，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就对民国年间聚集于此的文化名人身影感兴趣，观赏梁启超、泰戈尔、林徽因在快雪堂前的照片，以及胡适、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林语堂等著名文人在松坡图书馆的合影，尤其那张由历史学家、清华国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冯永轩保存下来的1926年梁启超与清华学生在此雅集的照片，看得我心潮澎湃，驰想联翩。
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蹇先艾，曾在松坡图书馆工作十年，在那篇流传很广的《忆松坡图书馆》（《创作月刊》第一期，1942年3月）中，有这么一段话：“松坡图书馆的原址,是前清时代北海的快雪堂,慈禧太后冬天到这里来赏雪的地方。……穿过石山，才能到祠堂面前。两庑的石壁，便是有名的《快雪堂法帖》的石刻，用栏杆保护着。”知道此地原址是快雪堂，但作者显然对那些法帖石刻不感兴趣。要不，怎么会扯上慈禧观雪呢？只要稍为浏览乾隆所撰《快雪堂记》，就明白：“夫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
有趣的是，不仅普通职员不看碑，连松坡图书馆的创办人、著名书法家梁启超也对这些石刻不感兴趣。翻阅任公先生浩瀚的著述，未见其谈论快雪堂的是非功过，也不曾褒贬《快雪堂法帖》石刻，可以说是“无视”。为什么？是喜新厌旧、刻意遗忘，抑或基于“影响的焦虑”？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解读。
快雪堂东西长廊内壁镶嵌着的四十八方石刻，包括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唐代怀素、褚遂良，宋代苏轼、黄庭坚、蔡襄以及楷书四大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和赵孟頫的书法作品，后人视为传世之宝。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初学唐楷的梁启超，后转学汉隶和魏碑，理论上更是尊碑抑帖。1926年为清华学校教职员书法研究会讲演时，梁斩钉截铁地称：“总括起来说，临帖，不如临碑，临唐碑又不如临六朝碑。”理由是，历代读书人所临的帖，都是翻刻了四五回，已大为变形。今天想临帖也可以，那就直接去买珂罗版印制的，如“商务印书馆的大观帖，一本几块钱，那就很用得了”（《书法指导》，初刊1926年12月3日《清华周刊》第392期，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十三册卷一百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至于法帖石刻，只有文物价值，不值得今人学习与临摹。
1926年夏梁启超邀请张君劢到松坡图书馆讲学，与清华学生合影。照片由历史学家、清华国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冯永轩保存下来。
二
不仅是梁启超，那个时代的新文化人，也都普遍对此类古董不感兴趣。我的学生林峥近期出版《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强调北海公园与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文学”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北海赋予了文学青年养分、灵感和构思、书写、批评文学的空间；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活动和书写也帮助建构了北海乌托邦的意象。书中引述众多游览及谈论北海公园的材料，未见文人学者寻幽探胜拜谒快雪堂。
地方是好地方，风景是好风景，但功能已经转化了。1923年11月4日，北京松坡图书馆终于建成，梁启超十分高兴，次日给长女梁思顺写信：“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今天我一个人独住在馆里，天阴雨，我读了一天的书，晚间独酌醉了（好孩子别要着急，我并不怎么醉，酒亦不是常常多吃的），书也不读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预想每周三天进城，就住松坡图书馆，这个计划没有落实；但梁启超的晚年生活，确实与松坡图书馆密切相关，只不过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
对于梁启超来说，创建松坡图书馆，不仅考虑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及教育功能，更是关涉政治理想、社会关怀以及人格养成。读梁启超1923年的《松坡图书馆记》以及1925年的《松坡图书馆劝捐启》等，可以明白他为此事花费了多少心血。政府给了这么好的地方，已经是了不起的面子；图书馆的日常运营经费，则必须自己筹划。社会募捐有一定的效果，但远远不够，于是梁启超开始积极卖字。最初，1917年2月17日《晨钟》刊出《为捐助松坡图书馆鬻字例》：屏幅、楹联、中堂、单条、扇面、册页各有定价，天津15天取件，北京25天取件；此时，松坡图书馆还在上海。到了1925年4月1日，《晨报》又刊《为松坡图书馆鬻字改定润格》，我对比了一下，略有提价，但变动幅度不是很大。
对梁启超来说，写字本是第—等娱乐，尤其是流亡日本后期，因政治活动屡遭挫折，意态萧索，除了读书著述，临摹碑帖便成为他的一门日课，这点，读《双涛阁日记》可以看得很清楚。为帮助松坡图书馆筹款，晚年的梁启超写字特别勤奋，且进境神速，朋友们夸奖，他自己也很得意。请看他1926年10月19日给梁思顺等子女的信：“但我精神极旺盛，一点也不觉疲劳。晚上还替松坡图书馆卖字，自己又临帖临出瘾。天天被王姨唠叨，逼着去睡。”（《梁启超年谱长编》）家人之所以唠叨，是因这个时候梁启超身体已经不好，尿血症状加重。
松坡图书馆快雪堂一馆正门
三
1925年起，梁启超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这是他一生中用心专一、治学最勤的时期。每到暑假前夕，他都会邀集清华学生同游北海，并延请名师在松坡图书馆讲学，如1926年夏邀请张君劢来讲宋代理学，留下了上述那张著名的合影。1927年5月，梁启超在此地亲自讲学，传世有周传儒、吴其昌笔录成文的《北海谈话记》。清华教书两年，梁启超很快看穿了现代学校的毛病，“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具体说来就是：“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这次北海谈话前半年，梁启超在清华园里还有另一专题演讲，题为《书法指导》。“依我看来，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这很好理解，也符合擅长书法的任公先生的能力与趣味。接下来这一句，可就让很多不喜欢或不擅长写字的人如坐针毡：“以写字作为娱乐的工具，有这么许多好处，所以中国先辈，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十三册卷一百二）从书法艺术到修心养性，再到人格理想，如此联想不无道理，只是在毛笔日渐退出日常生活的现代中国，如此表述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历来趋新的梁启超，进入现代学校后，努力在“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因此，不管讲求书法艺术，还是辨析教育制度，还会特别强调人格修养。上述《北海谈话记》收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1927）时，被放置在卷首，且有弟子吴其昌的题记：“先生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做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去年夏宝山张君劢先生因事来京，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焉。”（参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三联书店，2009年）。春秋佳日，师生同游，欣赏胜迹，切磋学问，此等情景，确有古代大儒讲学之遗风。
大学、公园与图书馆，都是传播新知的重要途径，美育的重要工具，或者说现代性的三大装置。同样从晚清起步，而后逐步扩张，各有所长，也各有藩篱，但因梁启超这个特殊人物而得以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借助梁启超的案例，我们得以窥见，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与娱乐工具的写字，是可以将学问与人生、娱乐与劳作、审美与休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就在梁启超北海讲学百年后，“快雪讲坛”启动，此举将积淀在快雪堂的书法艺术，与公园胜景、藏书理念、大学精神、书院讲学等打成一片，无疑值得庆贺。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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