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有力量。
【资料图】
文/易琬玉
编辑/郑亚文
六月的深圳，夏夜依旧潮热，深圳龙岗区的城中村牛始埔，十几个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在“绿色蔷薇”门口的斑驳墙壁上，投影看了最后一场电影。
他们的“乐园”要被房东收回改造。几个小时前，社区里的男人骑上三轮车拖着柜子，姐妹们和孩子们带着一袋袋的活动工具和书籍，把“绿色蔷薇”搬进了新家。
“绿色蔷薇”是丁当在2015年成立的公益组织，主要关注流动女工和儿童。有刚来深圳没找到住处的女生在这里暂住；面临家暴威胁的女生半夜离家，寻求丁当的帮助；想要歇脚的环卫工人在这里睡一觉、喝杯水；家里没人的小孩儿，在这里玩耍、写作业、吃晚饭……
对于牛始埔里的一些人而言，“绿色蔷薇”的活动室甚至比自家沙发还要自在。这里也见证着社区里许多孩子的成长，每到饭点，妈妈们会扯着嗓子喊自家小孩回家吃饭，丁当听声音就知道是哪户人家。
大部分的时候，“绿色蔷薇”靠捐赠维持运转。丁当从2015年就尝试“自我造血”，让女工们自己设计制作手工文创产品，来获得维持组织运转以及日常活动的开支。
年逾五十的退休女工万万和芳姐，成了“绿色蔷薇”的设计师和缝纫师。在她们手中，服装厂的边角料、舞台卸下的幕布、工厂里的咖啡袋和废弃塑料都能够焕发新生，变成了帆布包、T恤、抱枕……忙不过来的时候，从附近工厂下班的女工，也会主动把活儿揽走。
（“绿色蔷薇”社企的女工们）
“绿色”蔷薇的成员几乎都曾是深圳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早早地辍学打工、当学徒。每天下班后，书籍和收音机成了她们最大的慰藉。
她们写诗、作曲，把对性别和人生的思考放进产品设计里。掌握了生产技术后，姐姐们在退休后实现了曾经的设计梦想，也给许多购买产品的人带来了力量。
流水线女工做起了公益
深圳有近七成外来人口，龙岗区聚集了几千家工厂和数以百万计流水线工人。这里远离繁华的深圳市中心，工人们租住在本地人的自建房里，带着来自天南地北的乡音和朴素的生活习惯。在城中村里，人际关系像这里的管道和电线一样犬牙交错。
大部分时候，男人们为了赚钱来到这里，女人们也跟着迁徙，孩子们上了附近的民办小学，但也有可能因为户口问题，被迫在在考试前夕回老家学习。
丁当的“绿色蔷薇”藏在龙岗区的一个城中村里，这个叫牛始埔的社区有坑洼的水泥地和斑驳的砖墙，破旧巷子里挤满了饭店、理发店、超市、洗车行……
（牛始埔）
最初，“绿色蔷薇”在这里并不起眼，但渐渐地，它成了社区里女人和孩子的聚集地，服务着这个片区9000户、约1.5万常驻流动人口。这里有欢声笑语、各式各样的讨论、音乐和戏剧表演。“有的姐妹一进来就脱鞋躺在沙发上，这可能是她在自己家里都做不到的”。这里也见证着外来务工家庭孩子的成长，没人照顾的时候，孩子们会睡这里的沙发上，看书、参加活动，有时会一起吃饭。后来，他们有的被迫回了老家，也有的考上了大学。
丁当接触的大多是女工和她们的孩子，她也曾经是深圳工厂流水线的一名女工。1988年，丁当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的农村。为了让家里的男孩儿读书，她念完初一就辍学进了兰州的工厂，16岁的时候随着姐姐南下深圳。
（丁当老家的院落）
2004年的深圳改革浪潮汹涌，工厂里都是和她年纪相仿的小姑娘。早期，她在文具厂、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每月能领八九百元工资。被称为“外来人”“打工妹”的丁当，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弱小的，“组长、经理、老板都是身份很高的人，基本不敢抬头看他们”。
如果没有书籍，丁当未必会选择今天的道路。她在偶然间认识了一个叫“工友书屋”的机构，于是就开始做志愿者、参加活动。后来，她开始编辑工友们的杂志《工友天地》。
在工厂的两年里，丁当几乎看遍了图书馆里的书。她看言情小说，也看《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麦田里的守望者》，对她影响最深的是《简爱》，这是她第一次被“平等精神”触动，“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都是平等的”。
白天的丁当一刻不停地在流水线工作，晚上则躲到文字构筑的“避风港”，“读书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能更像一个人去思考”。
59岁的“深漂”和她的设计梦
2006年，十八岁的丁当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开始全职做公益人。这一年，湖北省天门市的万万也来到了深圳。当时她已经42岁，老家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女儿怀得心酸，万万是二婚，丈夫和前妻已经有两个女儿，一直希望她生个男孩。因为没能让丈夫如意，她在经济和心理上都承受了很大压力。
来深圳前，万万在天门一家日资企业做拳击手套。为了照顾小孩，有时她会把手套带回家做，但因为赚不了多少钱，万万还是决定南下，进了老乡在深圳开的工厂。虽然她在流水线上做千篇一律的缝纫活儿，但她心里一直有个设计梦。
（万万背着自己设计的包）
万万很少和厂子里的老乡打交道，“像牙齿和舌头，有时就会无意中咬到”。她也不喜欢聊家常，常常孤身一人，休息的时候，就用手机给丈夫和女儿打电话聊天。最大的休闲是她买的一台收音机，白天在车间听，晚上就在宿舍用耳机听。
万万是不愿意向流水线生活妥协的。曾经组长不满她在车间听收音机，剪断了充电线，万万据理力争，最终获得同意。她通过收音机听节目，加了许多QQ群，每周日都去参加活动，日子相当充实。独身在深圳的时候，万万经历过因为颈椎病导致的半身瘫痪，患过子宫肌瘤，厂子里关系好的姐妹轮流照顾她，甚至还帮她付过医药钱。
2010年，万万通过活动认识了丁当。两年后，她所在的服装厂倒闭，她做过保姆、当过保洁，看到“绿色蔷薇”在牛始埔村成立，她就过来了，“离开服装厂后，总觉得人在漂浮，不知道哪里是最终的归宿，也没有固定职业，来到‘绿色蔷薇’才感觉稳定些了”。
在成立“绿色蔷薇”前，丁当为普及劳动法和心理支持奔走，她结婚生子而后又结束了婚姻。在成为妻子、母亲又恢复成单身女性的角色转换中，她开始反思女性的境遇，“在众多人群中，工人是受压迫且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而在工人群体中，女工又是更受压迫更被忽视的存在”。
以前，丁当也觉得自己很“漂”，“我前夫是湖南人，我是甘肃人，但我们长期生活在深圳。我的户口在湖南，但我在湖南一天都没有生活过，我也没办法成为深圳人”。
丁当所接触的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女工也是如此，她们没有土地，没有任何来自群体的支持，很多人是跟随丈夫过来，很可能又要因为他的离开而迁徙。
城中村里的“附近”
（丁当和社区里的孩子）
城中村里鱼龙混杂，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淡漠。“流动人口”是来自外部的标签，但对于一个人和他所在的社区而言，他与附近两公里的联系，甚至比他与家乡的联系更为重要。
这种“附近”，也是丁当想在社区建立的。成立“绿色蔷薇”后，每到饭点就会有妈妈扯着嗓子喊，或者在微信里问，丁当熟悉社区里每一户人家，“尤其是那些青春期的孩子，和我的交流会比父母更多”。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放心聊很多人生的困惑，关于爱、理想、未来、家庭、亲密关系还有性……
（孩子们在听升学讲座）
最初成立“绿色蔷薇”的时候，丁当就是从女人和儿童的使用角度出发，设计空间布局。她曾经观察过公共空间的使用情况，“男性的使用率会大大高于女性，他们会自然而然在空间中活动，借走书籍和报纸，女性则习惯把东西让给别人”。
丁当希望“绿色蔷薇”可以填补女工们缺失的社会支持。丁当和志愿者们组织了戏剧、文学、音乐、性别等主题的文艺活动，为不同文化程度的姐妹们提供选择，“可以在‘姐妹学堂’来识字学习，也可以参加读书会写作营，我们有亲子讲座、法律讲座，近期也提供了两癌筛查和HPV疫苗补贴。针对小孩子，也有漫画社、吉他社、摄影社，还有升学教育讲座……”
在很多人眼里，流水线上的女工是木讷的、没有思考能力的。但在丁当看来，她们经历的复杂生活，也帮她们淬炼了很多生活智慧。“大部分人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有的人一天打三份工，还能早上五点起来跑步，并不是接触文艺作品就更高贵，女工们的智慧也是超乎想象的。”
她记得有个卖烧饼的姐姐，“她的思考非常深入，而且她很爱读书”。在参加完活动后，她才放心显露出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后来，这位姐姐一边卖烧饼，一边听莫言作品的有声书。
在读书会、观影活动之后，丁当会给姐妹们发纸和笔，让她们写下自己的想法，“有一次回收纸条的时候，我们的实习生很惊讶地感叹‘原来女工会写字’”。而在“绿色蔷薇”，女工们不仅会写字，还会写诗，会做设计。
面包与玫瑰
“绿色蔷薇”主要靠着月捐和其他支持维持运转。2015年，丁当和姐妹们尝试做女工互助小组“自我造血”，让那些大龄失业、患有职业病以及带孩子的女工能够灵活工作，获得公平合理的报酬。
对于这些早年在流水线上做着单一工序的女工来说，拥有自己的缝纫机，创造自己想做的产品并表达观点，是难得的实现梦想的机会。所得报酬，也能用于维持“绿色蔷薇”的运转，帮助更多的边缘女工。
网店的产品主要靠万万和芳姐两位设计师。芳姐也是五十多岁的退休女工，年轻的时候是裁缝学徒，后来女儿到深圳打工成家，她就跟过来照顾外孙，一开始很不习惯。
（芳姐）
万万和芳姐在“绿色蔷薇”相遇，她们都是大龄深漂，也都熟练掌握裁布和缝纫的技能，于是决定将“承载机构理念的帆布包和衣物”作为商品售卖，并探索其他可行的商业模式。
2020年成立淘宝店后，网店里的第一款产品，是参照女工形象制作的“我们有力量”帆布袋。英文单词“women（女性）”用汉语拼音读，恰好是“我们”。这款产品累计卖出一千多件，也是店里最畅销的产品。购买它的顾客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人群中看到，还是会有种同类的亲切感。
“和在工厂时很不一样，在工厂不会思考，但在自己的缝纫机前，看到线都是有感情的。”万万设计过一款包包，是她在参加性教育空间设计的活动后，迸发出的灵感。她将“不可造次”这一词语与女性的生殖器结合起来，做成了帆布包。
能在这个年纪的姐姐嘴里，听到关于性的讨论，并且大胆设计出了相关产品，丁当很惊讶。万万也感叹，“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谈性色变，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大胆表达自己对性的观点”。
对于网店的顾客们而言，这个店铺也是特别的存在。她们喜欢这些物件传达的观点，也喜欢产品背后的两位设计师姐姐。“在流水线上，产品背后的人只是一个代号，而在这里你知道一件产品是谁做的，它又有怎样的设计故事。”丁当说。
最早的原材料来自工厂捐赠，姐姐们也用米袋子或者衣服布料进行改造，因为有的原料不会再有，导致很多产品成了孤品。万万和芳姐一般是收到订单再生产，“但有时为了提高发货速度，她们也会加班，常常是我催她们回家去休息”。如今，也有许多企业向“绿色蔷薇”订购成批量订单，“我们忙不过来时，也会将订单分派给附近的居民”。
（丁当和姐妹们在打包抱枕）
在“绿色蔷薇”，丁当尝试构建“不被剥削的合作方式”。在普通手袋工厂，制作一个帆布包，工人只能得到几毛钱。但在“绿色蔷薇”，每卖出一个包包，就有30%的金额返回生产者手里。这意味着网店每实现100元的销售，将有30元的工资给直接参与裁布、丝印、车线这三道工序的社企成员。剩下的营收，用于“绿色蔷薇”社企成员的培训学习和女工服务中心的持续发展。
“面包与玫瑰”是丁当创立“绿色蔷薇”时的两个美好意象，有人将“面包”理解为生活，将“玫瑰”理解为有品质的生活，而这两个都是值得追求的。
刚刚搬家的“绿色蔷薇”选址仍在牛始埔村。搬进新家的第一晚，八九个女工围在一起读了杨本芬的《秋园》，读着别人的故事，她们能忘记白天在流水线上积攒的疲惫。
来来往往的务工者，用几十年时间，将原本荒山野岭、坑坑洼洼的深圳变成新的景象。他们留下了一个繁华的深圳，也把自己留在了这里。而不论换了多少次地址，“绿色蔷薇”始终在收留那些漂泊的人。
